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唐僖宗乾符二年（公元875年）的秋天，大批蝗虫自东而西，向着长安飞袭而来，蝗群遮天蔽日，所过之处一片赤地。京兆尹，也就是首都市长杨知至，上了一本，奏称：“这次蝗灾波及全国，托皇上的恩庇，独我们京畿一带，蝗虫虽然也飞来了，可它们不吃庄稼，一只只都抱着荆棘死掉了。”在朝的大臣闻后，互相为之祝贺。
　　这是一个很滑稽的额手相庆的场面：第一，蝗虫已把大半个中国一扫而光，颗粒无收，哭都来不及，何贺之有？第二，蝗虫抱树而死，纯系一派胡言，稍有良知者，皆能明辨其诬妄。然而臣下还为皇上的洪福齐天在宫阙殿堂之上山呼万岁，那就更为荒唐。尽管进奏的杨知至，庆贺的众大臣，都晓得这是一个弥天大谎，但说谎者、助谎者有恃无恐的一个根本原因，乃是僖宗信谎。唐到僖宗朝，已经是衰败的末世。皇帝需要制造出一派大好形势，于是，这种当面撒谎的腐败现象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　　给《资治通鉴》作注的胡三省，注到这里，回顾唐代的历史说：“杨国忠以霖雨不害稼，韩晃以霖雨不败盐，今杨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荆棘而死，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习，其来久矣！”
　　在唐代历朝大臣中，若要评选出一名说谎冠军的话，非德宗朝的裴延龄莫属。此人撒起谎来，真是风云变色，天昏地暗。其离谱，其没边没沿，其瞎说八道的程度，令人张口结舌。而他脸不红，心不跳，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。相比之下，杨知至就数不上了。德宗贞元九年（公元793年），“京城西污湿地生芦苇数亩”， 裴延龄奏称“长安、咸阳有陂泽数百顷，可牧厩马”。 德宗信以为真，还挺当回事，派有司到那里去阅视。回来一汇报，哪里能放养牧马？纯系天方夜谭，根本没有这回事。本是该追究他欺君之罪的，可是德宗不了了之。
　　有说谎者，必有信谎者。唯其有信谎者，说谎者才得售其奸，若无信谎者，说谎者没有市场，谎言也就寝息。可是德宗皇帝信谎，需要谎，这种供求关系，决定了裴延龄在他的位置上得其所哉，谁也奈何不了他。德宗贞元十年（公元794年），“上欲修神龙寺，须五十尺松，不可得。延龄曰：‘臣近见同州一谷，木数千株，皆可八十尺。’上曰：‘开元、天宝间，求美材于近畿犹不可得，今安得有之？’对曰：‘天生珍材，固待圣君乃出，开元、天宝，何从得之？’”
　　这个德宗，至少还知道同州，即今之大荔县，离长安不远，属京畿之地，从他曾祖玄宗那一辈，就难以采伐到巨材来盖宫殿，所以表示不信，说明他还不能算最糟的庸君。然而，既被裴延龄那张拍马溜须的嘴巴捧成圣君，对森林好像豆芽菜似的一夜之间就能长成栋梁之材的谎话，竟也就不加置疑了。
　　同一年，这位说谎冠军又上奏一本：“左藏库司多有失落，近因检阅使置簿书，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，其匹段杂货百万有余。此皆已弃之物，即是羡余，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。”胡三省注云：“匹段杂货，使在粪土之中，已应腐烂不可用，虽甚愚之人亦知其妄诞也。德宗不加之罪，延龄复何所忌惮乎！”
　　大臣“蒙蔽人主，其来久矣”，也不光是唐朝才有的现象，在此之前，在此之后，都是不绝如缕的。德宗朝的贤相陆贽，曾经上奏说：“流俗之弊，多徇谄谀，揣所悦意则侈其言，度所恶闻则小其事，制备失所，恒病于斯。”因为大部分皇帝的耳朵，都患有偏听症，比较喜欢听顺悦己意的话。所以，报喜不报忧，便成了帝王周围的人的职业习惯。说谎，不但是家常便饭，而且成了这些人的生存手段。不报忧，但忧实际存在着，怎么办？就要想方设法地掩饰、隐瞒，于是，只有靠撒谎来蒙蔽皇上。要报喜，却无喜可报，怎么办？就不得不编喜、造喜，制造假象来哄骗主子，一句话，还是要靠谎言。所以，一位西哲说：“宫廷是谎言的黑暗渊薮。”这是一点也不错的。
　　陆贽上书德宗，说裴延龄是“诞妄小人……移东就西，便为课绩，取此适彼，遂号羡余，愚弄朝廷，有同儿戏”，认为这种说谎之人万不可用，“用之交骇物听”。德宗的耳朵，和其他许多皇帝一样，严重地偏听偏信，自然听不进去这番忠言，将陆贽逐出长安，贬往远州。等到德宗驾崩，顺宗接位，才想起把他召回，可是他已经病入膏肓，不久即卒于任所。
　　而被保护伞罩着的，集吹牛撒谎、胡说八道、恬不知耻、混账无赖于一身的裴延龄，照旧当他的官，撒他的谎，拍他的马，优哉游哉。“恣为诡谲，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，延龄处之不疑。上亦颇知其诞妄，但以其好诋毁人，冀闻外事，故亲厚之”。
　　历史从来都把说谎者绑在耻辱柱上，但对那些相信谎言，需要谎言，还为无耻之徒、卑鄙小人提供孳生土壤的统治者，正义之剑总是很少刺及。要没有唐德宗的信谎，会有裴延龄的说谎吗？从这个意义上看，那些握有权柄的信谎者，才是真正应该粪除的害虫。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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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陆贽（754年～805年），嘉兴（今属浙江）人，字敬舆，唐代政治家。贞元八年（792年）出任宰相，两年后即因与裴延龄有隙，被贬充忠州（今重庆忠县）别驾，永贞元年卒于任所，谥号宣。有《陆宣公翰苑集》24卷行世。
　　苏轼则说陆贽“才本王佐，学为帝师”。“论深切于事情”，“智如子房而文则过，辩如贾谊而术不疏，上以格君心之非，下以通天下之志，使德宗尽用其言，则贞观可得而复”。